鼓掌的人
　　今天的美国，华盛顿的雕塑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国父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年后，奥巴马有朝一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其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获奖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到：“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罗莎·帕克斯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了。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他作何感想？曾几何时，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会被逮捕。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前几年，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事后他感慨道，就是上帝也不会给这些人自由的。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从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4万黑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是走20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归动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娅·奈特（Tricia Knight）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 。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他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虽然不可一蹴而就，但也少不了日常的持久的参与。
　　自由与责任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新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新的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一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是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如阿诺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与受的双重进程中，人类先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革命苦，革命甚至更苦。在暴力的裹挟下，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简而言之，转型期的中国，有关自由的思考并未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讲座中我多次谈到，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权，为所欲为；在社会方面，则表现为各种底线的缺失，对于可能到来的时代巨变，也没有做充足的观念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美国著名心理医生弗兰克尔曾经建议美国人不能只在东海岸建一个自由女神像，还应该在西海岸建一个责任女神像。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说最珍视的就是自由，但为什么他还要强调仅有自由是不够的？因为他知道，与自由对应的还有责任，而且没有责任也不会有自由。责任女神像的价值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套用新京报当年的一句广告词，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密码，无外乎人人能为自由担起责任。